泰陵是唐玄宗李隆基墓，李隆基是唐朝第七个皇帝，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皇帝之一，因“开元之治”，他把唐王朝推上极盛的巅峰；因“天宝之乱”，他又把唐王朝推向几致覆亡的深渊；一折“长生殿”，使他流传千古；一曲“长恨歌”，又使他遗恨终生。因此，就陵主而言，泰陵有着极大的旅游吸引力。
　　
　　唐玄宗又是一个以“孝悌”闻名于史的皇帝，甚至曾“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见岗阜有龙盘凤翥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金粟山位处蒲城县东北十五公里，为五龙山之金脉，金粟山海拔716米，“有碎石若金粟状”。其山系自西南向东北方向伸展，诸峰罗列，呈环拱之势；山形起伏，逶迤蜿蜒，若龙踞凤翔，远望呈黛色，气势磅礴，雄伟肃穆，去雾苍茫，真可谓“蒲城八景”之一的“五陵闲云”。而泰陵玄宫就凿于金粟山之阳的腹部（今椿林乡唐陵村西北）。
　　
　　“因山为陵”是唐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特色，十八陵中有十四陵营建在“孤耸回绝”的山峰之中。这是希图借人力所无法比拟的自然形势来抒发大唐盛世君主豪雄非凡的精神气宇，同时也反映了唐代天人合一的观念。当时，为将纯自然的巍峨山岭点化成无比庄严的帝王陵寝，便把石刻群和地面建筑群按严格的格局布列成一个绝对对称、规整合谐的庞大阵容，用帝王（人）的精神去强化山（天）的气势，这就规定了唐陵大地艺术的属性。为此，作为石刻或建筑的单体则强调了造型的庄重感而减弱了每一件作品的生动性，强调了整体效果而减弱了每一件作品的个性，强调了轮廓的简捷概括以求得在空旷原野里的远视效果，并使与山陵相和谐。这样，建筑组群与陵前石刻也在雄奇质朴的自然山势的衬托下，愈益显得光彩夺目，辉映陵山。
　　
　　泰陵陵园规模宏大，据《省志》载，陵内封地达三十八公里，为诸陵中最大者。陵区以玄宫为中心，依山势构筑陵墙，平面布局分内外两城，酷似京师长安，内城四周各开一门，其位置分别为：
　　
　　朱雀门（南）。位于现保南乡唐陵村西约500米处；
　　
　　玄武门（北）。位于现上王乡岭南村；
　　
　　青龙门（又称东华门）。位于现椿林乡唐陵村东约400米处；
　　
　　白虎门（又称西华门）。位于现翔村乡东山怀村400米处。
　　
　　四门及陵墙四角分别建有门阙、角阙，地面建筑包括献殿、下宫、阙楼、陵署等，殿舍连绵，错落有致。陵区林木繁茂，苍翠荫郁，一派肃穆景象。与其他帝陵一样，陵园设有陵台令（从五品）及主文、主乐、主辇和典事等官员。陵区还设有折冲府，负责陵区安全，封内陵户，则专门应付各级官员的祭奠活动。
　　
　　像其他唐陵一样，泰陵四门（尤其是神道两侧）也布列有大量的石刻艺术品，其简单情况为：
　　
　　原在四门外，各有石狮一对，共八个，现仍残存六个；
　　
　　南门（朱雀门）外，原列有石人十对，现仍残存九对；华表一对，现存一残一；飞马一对、鸵鸟一对，现仍存；石马五对，现仍残存五个；
　　
　　北门（玄武门）外，原列有石马三对，现尚残存二个；
　　
　　与其他陵不同的是，泰陵曾布列有“番酋”立像八尊，现仅残存东侧立像三尊，另于北门处，还残存一只小蹲虎。
　　
　　泰陵侍臣（石人）雕刻反映了唐玄宗“文用汉，武用胡”的特点。
　　
　　唐玄宗去世的时候，虽然“安史之乱”已近尾声，但河南、河北的战争仍在继续。连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两京破坏殆尽，军队（尤其是军阀军队和回纥军队）烧杀淫掠，社会一片混乱。唐朝国力急转直下，几致覆亡，从此历史走进了中唐时代。由于陵墓石刻的产生同社会主宰者关系的直接性，它本身既反映着产生时的国力，也博动着统治那个时代的精神力度的脉象，因之，泰陵石刻成了中唐陵墓石刻的代表。
　　
　　同盛唐作品相比，中唐石刻个体变小，精神魄力在大气磅礴中渐趋平和。但此段时期石刻作品也有一定的发展，不少作品保持着很强的生气和气势，其中泰陵翼马（在陵墓中，翼马起着联系亡灵与天界的神秘作用）体态矫健，英恣疯爽，不失为唐陵石刻艺术中的珍品；泰陵翁仲，文臣雍容华贵，武臣勇武骠悍，仍不失大唐风韵，只是那威风凌历的神态，信佛要威慑某一特定的对象，不象盛唐作品中的侍臣，倨傲天下，旷达不羁。
　　
　　泰陵除元献杨皇后（华阴杨知庆女）衤付葬外，陪葬墓只有高力士墓（位于今椿林乡山西村）一座。高力士原姓冯，圣历初（公元698年）入宫，时年约15岁，当李隆基为藩王时，高力士即“倾心附结”，后一生侍奉玄宗，相处五十多年。玄宗辞位后，为李辅国所诬，长流巫州，力士曾曰：“臣当死已久，天子哀怜至今，愿一见陛下颜色，死不恨”。辅国不许。宝应元年，遇赦返至郎州，闻讯并见二帝遗诏，北向痛哭，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宫，死有余恨”。悲痛呕血而死，卒年七十九岁。代宗赠高力士杨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随着岁月的流逝，战火频仍，泰陵曾遭受过多次破坏和洗劫。尤其是朱温篡唐期间，华原节度使温韫“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浩劫不仅使宏伟的地面建筑荡然无存，而且还祸及玄宗遗骸。北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下诏修葺泰陵，玄宗遗骸着法服、常服一套重新安葬，同时建立玄宗庙（庙址在今椿林乡敬母寺村东南），于下宫处立碑，并于陵区广植松柏、长杨、巨槐等。明清以前，下宫即为朝延祭祀泰陵处所。清代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陕西巡抚毕沅下令修葺泰陵，并于陵区修筑宽3尺、高6尺的围墙（今已无存）加以保护，同时还在朱雀门献殿遗址附近，树立亲笔题写的“唐元宗泰陵”（为避康熙玄炜讳，改玄为元）巨碑一通，这一石碑至今犹存，五个隶书大字，苍劲有力，不失为一件镌刻珍品。一九五六年，泰陵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一九五八年建立了泰陵文物管理所。但是，不可思议的是，泰陵石刻在大跃进期间和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一次大规模的、无知的破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才加大投资力度，整修道路，植树绿化并准备对地面石刻进行修复，这时，泰陵才真正获得了新生。